“典则：唐宋书画展”近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院藏阎立本《步辇图》在结束三年休眠期后再度亮相。
唐朝画家阎立本画作《步辇图》。
这幅长逾一米的绢本设色手卷，何以成为此次大展备受瞩目的展品？
答案不仅在于它家喻户晓的“传世名画”光环，更在于其承载的“典则”意义：此画既为中国工笔人物画确立了典范法度，又以丹青之笔记录了唐蕃交往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
贞观十五年春，为迎娶大唐文成公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大相禄东赞远赴长安。吐蕃是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地方政权，其核心区域大致在今西藏地区。时任主爵郎中的阎立本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创作了此幅表现唐蕃友好交往与国家稳定局面的纪实绘画。汉藏史籍记载的这次唐蕃和亲，是唐朝与吐蕃地方政权间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幕大剧。阎立本落笔之际，将盛况空前的国朝大典，凝缩为宫女抬步辇迎接求聘使者的温馨一刻。画幅右侧，唐太宗端坐于步辇之上，微微俯视来者，平和中彰显威严；九名侍女分列前后，或扶辇，或执扇、持伞盖，姿态各异；太宗面前站立三人：朱衣执笏者居前，为此次仪式的鸿胪寺引见官员；吐蕃使臣禄东赞居中，神情恭谨，拱手而立，服装发式异于中原；一白衣内官随侍其后，表明此地处于后宫。
这正是阎立本艺术取舍中“舍”的表现。他没有选择朝觐礼成的定格时刻，而是截取帝王与使臣刚刚相见、视线与情绪初次交流的一瞬，在严整的画面中透露出唐与吐蕃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两组人物间大量“留白”，既为太宗与禄东赞视线交汇留足空间，也构建出吐蕃与唐的差级秩序。
“取”则在于以匀细的铁线描精准刻画人物精神气质，并通过画面细节体现身份信息。太宗身着平易而不失庄严的赭黄色袍服，坐在素面无饰的简易步辇之上，塑造出轻松温馨的引见气氛；胡须粗硬上翘，似在表现李唐皇族的鲜卑血统；双眉微挑，目光深邃而诚善，盛唐明君的风范与威仪跃然画中。宫女们体态轻盈、仪态万方，执扇与伞盖交织形成稳定三角构图，衬托出太宗的健硕沉稳与凝定雍容。太宗视线所及，是谦谨恭敬的使臣禄东赞。其形貌智慧干练，与两位官员同向帝王行礼，宛若臣子一般，映现出大唐协和万邦、怀远修好的宏阔气象。
阎立本对禄东赞服饰细节的刻画尤为引人注目：头发束于脑后，系一黑色抹额头带；圆领衣袍缀白边，纹样为吐蕃流行的红地立鸟连珠团花纹与立羊团纹相间；腰带上的蹀躞挂件极富雪域民族特色，有装药石、金针的针筒，还有悬挂佩刀或弓套的铰链——因朝见皇帝已将兵器卸掉，最右侧黑绳系口的是装有引火工具的火石袋；脚穿乌皮六合靴，是长安流行的款式。这些细节使史书中的历史性会见变得直观可信，也使这场唐蕃通好成为七世纪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在画面空间的安排上，全卷省略背景，仅以人物群体的疏密聚散构建空间关系。阎立本继承并突破汉魏以来左右列绘人物为主的构图方式，开启了唐代人物画新风。画面右侧通过侍女们自然的遮挡关系，塑造出以唐太宗为中心、联系紧密的视觉整体；左侧则相对分散地列绘三人。“整”与“散”的对比，凸显出太宗的中心地位，更大幅增强了画面的空间通透感。这种以人物方位、朝向、大小与间距来暗示空间层次与权力秩序的处理，正是初唐宫廷绘画的典范。至盛唐，以人物关系替代背景铺陈已成为纪实性绘画的成熟标配，足见阎立本范式影响之深。
在此意义上，展览将《步辇图》置于“隋唐：法度恢弘”单元开篇，作为唐宋书画嬗变的起点来呈现，颇具画史眼光。《历代名画记》将阎立本列入上品，称其“象人之妙，号为中兴。”这一评价道出他在画史上的枢纽地位：阎立本在顾恺之、陆探微所确立的“传神”传统之上，注入更为严谨的法度意识，使初唐人物画在“形神兼备”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张萱、周昉的仕女画，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再到宋代人物画创作，阎立本所确立的工笔人物画范式始终是后世画家取法的典范。
《步辇图》记录了唐蕃“和同为一家”的历史节点，使这件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史意义。文成公主入藏后，中原的先进农作技术、历算医药、佛教经典随之传入，对吐蕃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此后唐蕃之间“舅甥之谊”的亲密关系始终是历史主流。至长庆年间双方会盟，更以“社稷如一”“舅甥二主”等字刻入会盟碑，至今仍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成为汉藏深厚情谊的历史见证。
今日重观《步辇图》，我们不应仅仅将其视为一幅“传世名画”，而应真正将它看作一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珍贵视觉证言。画卷所承载的文明记忆，正如绢上墨色，历千年而愈显沉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旋律中，获得新的生命与回响。
(作者白龙系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部助理馆员，高希系故宫博物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